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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以往的观点认为,制造业对服务业就业具有单向乘数效应。这一观点忽略了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存在的反向作用。在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如果继续在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二分”框架下观察就业问题,强调通过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单向作用来驱动就业,势必难以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就业创造。应利用两类就业的双向互动关系,充分释放就业潜能。
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双向互促关系
根据以往的理解,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制造业扩张引致的服务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沿着这一逻辑,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就业乘数效应。比如,有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部门每新增1个就业岗位,可以带动服务业部门新增1.6个就业岗位,高技术制造业部门对应的就业乘数高达2.5,低技术制造业部门为1。针对我国劳动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配置的研究也显示,制造业规模扩张带来了服务需求的增加,进而对服务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1990年—2005年,我国制造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能够创造0.41~0.59个服务业就业岗位。这一观点还认为,服务业发展会促使更多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与制造业争抢有限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服务业的日益壮大与转型升级带来更高的劳动力技能需求,相当数量的技能劳动力因灵活自由的生活、优越稳定的办公环境而偏好进入服务业部门,这使得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竞争,导致制造业技能劳动力非自愿短缺的现象,进而制约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在关于如何提升就业的讨论中,人们通常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产业之间存在联动发展、部门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反馈,尤其是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也存在乘数效应。实际上,服务业发展壮大同样有利于制造业就业的增加。当前,我国制造业就业对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正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服务业正显露出反向拉动制造业就业的巨大潜力。
一方面,针对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就业互动关系的最新研究显示,制造业及其细分门类的综合就业系数从2002年开始逐步减小,这与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综合就业系数逐渐下降的趋势是吻合的,说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就业拉动作用正越来越小。目前,我国制造业主要带动的是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房地产和建筑业等低端服务业的就业,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较高端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很小。而且,制造业对服务业就业的带动作用主要来自中高端制造业部门,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就业挤出效应则主要在低端制造业部门。
另一方面,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就业带动来看,由于低端制造业对用工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因此,其对服务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单向促进作用;而中高端或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与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双向加成作用。针对我国城市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交互乘数的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45%左右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受益最大;服务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制造业就业1.15%的提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会占据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愈发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壮大。针对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研究也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与制造业就业有着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乘数效应更大,对制造业就业的带动作用更明显。
应更加重视发挥服务业的就业创造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服务业。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制造业和服务业越来越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就业创造模式。制造业采用减少劳动力的生产技术和流程可以增强竞争力,但服务业依赖的是难以被机器或设备替代的劳动力。因此,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将进一步减少劳动力需求,服务业的增长更有可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服务业劳动力的质量将直接转化为服务产出的质量,因此服务业的进步更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发挥作用,发展服务业可以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方向。
第一,劳动生产效率及技术革新等因素,必然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制造业比其他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解释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减少的转变。由于制造业日益倾向于进行资本密集型生产,制造业活动的增加愈发不会转化为制造业就业的增长。美国国会2019年的研究表明,由于其制造业人均使用32.5万美元的固定资产,因而即使是大笔投资也可能只带来相对较少的制造业就业。针对韩国的研究也表明,2000年,韩国制造业每增长1%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0.1%,而同样的服务业增长会导致0.66%的就业增长。换言之,如果经济未来的增长依赖于制造业,那么失业增长将不可避免;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服务业。
第二,生产不再是制造业工作的主要内容。2017年,德国制造业中有超过33%的工人从事的是服务工作。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18年美国32%的制造业工人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蓝领职业如运输和物料搬运、维护和修理、清洁、食品服务和保护服务,占制造业就业的三分之二;在许多制造业行业中,对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作占比很高。自动化使得美国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制造业的总就业人数下降,该行业约21%的人从事建筑和工程专业的工作,13%的人从事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很高的教育水平。
第三,服务业在制造业工人转岗再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跨部门工作转换并未对收入和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在制造企业、行业或部门中失去工作,并不意味着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失去工作,具有相同职位描述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部门,从制造业消失的制造业工作将大量重新出现在服务业。迄今为止,这种没有重大摩擦、在行业和部门之间更换工作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们忽视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总是被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表明,如果根据工人的职业来衡量,德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制造业工人的替代就业选择。1975年—2017年,德国制造业的制造业岗位减少了约160万个,同期服务业中的制造业岗位增加超过80万个,制造业流失的生产岗位约有52%被服务业的新制造业岗位所抵消。工人可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执行相同的任务——驾驶卡车、担任办公室文员,甚至可以在任何行业生产硬盘。2017年,德国制造业中从事制造的人员数量仅为服务业中从事制造的人员数量的1.3倍,制造业工人越来越多地在服务业找到工作。1975年,德国服务业雇用了26%的制造业工人,到2017年,这一份额已增长到42%,而且这种增长趋势还在继续保持。长期观察显示,大规模裁员后,转向服务业但保留其初始职业的工人,与留在制造业的工人经历了相似的就业轨迹,这表明,特定职业的人力资本对工人的影响比特定行业的影响更重要。
第四,制造业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不断增加。据统计,2018年美国约有100万名装配工在制造业工作,大约只占制造业工作岗位的8%,而这种岗位曾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制造业内不断变化的职业组合也反映了不断变化的教育要求。2000年,美国制造业中53%的工人没有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虽然总劳动力中本科或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只上升了9个百分点。尽管2000年至2018年美国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岗位大量流失,但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制造业工人数量增加了约35.7万人。
综上所述,需要重新审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单向就业拉动,制造业就业乘数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改善就业状况。未来应强化政策引导,更好发挥服务业的就业创造作用,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